在建国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有才华有能力之人。在建筑业，梁思成做到了极致。

　　梁思成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是著名的建筑师，其父亲是撰写第一部建筑史的梁启超，是古建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古建筑保护上有着卓越的贡献。

　　他一生都在从事和研究古建筑修复和保护。他还参与人民纪念碑和国徽、国旗、国歌等设计，并且中国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是他亲自设计。

　　但当他仅仅18天就完成了会场安排后，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这是什么原因呢？

　　1949年，中国解放，建立中央根据地，建立新中国，钟灵被任命为科长，布置。

　　此事全权由钟灵负责，包括绘制图样，会场修缮、布置。根据钟灵所上交图样，周总理决定着重修缮勤政殿和怀仁堂，以此地来作为办公地点。

　　勤政殿偏小，OB欧宝适合举办小型会议。怀仁堂面积稍大，空间很广，适合举办大型会议，包括开国盛典这样代表国家脸面的国际级别会议。

　　目前怀仁堂的装修还没有达到这种级别，虽已开始使用，但条件稍差，只是进行简单装修，并未大面积整改。

　　怀仁堂是袁世凯时期建造，距离北平解放有三十多年历史，虽外观完好，但是内部已经糜烂，徒有其表。与其他矗立在北京内部的古香古色建筑差别很大，观感不雅。

　　目前新政协会召开在即，地点不能更改，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有限的环境和时间中完成大会要求。装修既要达到协会要求，利用历史文物，也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保护，既有韵味又不失典雅，这件事非常困难。

　　因此任务重要且艰巨，所以找上了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梁思成，邀请他来担任此次怀仁堂的主设计并完成修缮。

　　因梁思成在建筑界有着很高的成就，且对古建筑有深刻的研究，让他来完成此次设计在合适不过。

　　人员到位后，会场的设计便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同探讨如何保护和改造，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建筑，还不对他进行破坏。共同参与设计的还有徐悲鸿大师和张仃等人。

　　在开始设计时，设计组便于遇到一个难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会场位置布局。

　　此次会议会场位数十分重要，不能多也不能少，起初梁思成提出来的是七百二十二个位置，但地方有限。

　　但考虑大会人员问题，梁思成说：“即使在空间有限，摆放困难的情况下，位置也要到达七百个。”

　　筹备会要求，主席台最好拓宽，此次主席台不止要完成演出，晚会也要在此举办。

　　节目中可能会有秧歌与评剧，剧情动作都是大开大合的，演员需要大一点的舞台，方能发挥其中精彩。

　　不止如此，此次开国典礼，是历史性时刻，各地代表不仅要看到主席台，认真聆听，还要时刻记录主席重要发言，跟随政策方针调整日后城市发展。

　　而且还要根据各地代表团的人数不同，安排座位，方便他们一起探讨问题。这无疑是为布置座位增加难度。

　　梁思成经过反复实验，修改，决定将怀仁堂本来具有的戏台拆除重建，修改原有形状。

　　将主席台改成半圆形，会场作为围绕主席台依次延展。这样不仅解决座位数量问题，也保证各地代表看到主席发言，也扩大主席台位置，为会议之后的晚会节目提供空间。

　　此次设计不止位置方面需要精心设计，座椅方面也精心研究，因会议时间不短，为了缓解会议人员长时间久坐疲劳，座椅也专门设计考量。

　　宽度保持最舒服大小，既要节省空间，又要保证休息。凳子腿部特意添加踮脚，可保持会场安静，桌子中间有夹层，方便文件放置等诸多方面，都考虑其中。

　　除此之外，会场内的地板也是一个问题。怀仁堂原本地面是平的，没有坡度设计，这就使在后面的人员看不到前面。

　　梁思成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将地板进行从新设计，分成四层，高度逐渐放低，弧形台阶，使坐在后面的人也可清晰看到主席台，视线不受阻挡。

　　主席台经过改造后，变为半圆形。在主席台上升起一个小台，并在周围设置台阶，且小台和台阶全部为活动性，使用完毕后，可变成平台，成为圆形舞台。小台上面还设计数个座位，为主席团位置，并在其下方设计记录席，方便记录主席发言。

　　除硬性装潢之外，软装也十分重要。灯光、电线等细小之物，对视觉观感更加重要。为了能够完美的隐藏他们，在棚顶安装了一个吊顶。因要与中国传统建筑融合，架构以红色为主，米色为辅，青色点缀。

　　主席台幕布用蓝色与橙黄色搭配而成，墙壁以中国皇室代表色黄色为主，座位材料一率用中国上好木料。

　　会场灯光采用日光灯，在会场四周连线，主席台顶部也隐秘安装。这样的灯光设计，光线温和、不刺激，还能起到照明效果。

　　在会场四周安有排风系统，保证场内时刻都有新鲜空气，保持温、湿度适宜。发言必备电子设备事先排版，安全不突兀。

　　会场外部门窗也重新设计，风格变成庄严肃穆中不失大气的气质。颜色重新粉刷，看起来新鲜又不另类，充分融合在环境之中。

　　怀仁堂的初步设计完成后，便由钟灵绘制成图交由周总理审批。在总理同意后，便开始施工，此次施工承包到工程队中。

　　在施工结束后，又由布置科带人按照图纸进行布置。因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为了顺利完成，钟灵精神时刻紧绷，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不眠不休，直到总理检验满意。

　　此次工程从开始到结束仅仅用了十八天，这十几天是很多人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完成的奇迹。

　　在种种条件限制之下，梁思成以及更多的工作人员为新中国布置出一个雍容大气又不失风范的崭新会场，为新中国的做出巨大贡献。

　　盛会如期举行，梁思成也是受邀人之一，他做为设计者，亲自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应该无比自豪。

　　但却并非如此，在我们眼中如此优秀，如此值得夸赞、自豪的事情，在梁思成的心理却并不满意。

　　因为时间过于，加上怀仁堂空间等诸多限制，使梁思成没有时间好好思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但这张答卷他自己并不满意。

　　他觉得若是再给他一些时间，他能够改正更多地方，会比现在的设计图更加完美。

　　梁思成诸事力求完美，尤其是在建筑方面异常执着，这可能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和经历息息相关。

　　他出生在建筑世家，父亲便是有名的建筑大师梁启超，受父亲影响，从小便对建筑有很深的感情。

　　后来远赴欧洲游学，长时间离开祖国的他对中国的一砖一瓦更加怀念。所以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片土地，即使已是破壁残垣。

　　在他的眼里红砖绿瓦，牌楼小筑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那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文化的象征。

　　而他如此励志保护中国传统建筑，是因为留学期间，看到外国对他们建筑的保护与珍惜，大为震撼。联想到我国，便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保护我们本土的建筑文化，并且让人们意识到建筑的重要与珍贵。

　　梁思成非常优秀，在外求学期间，他以极快的速度先后取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想我传承千年的文明之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前辈为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历经无数战争，即使满目疮痍，仍然矗立于此，经久不衰。

　　中国文物古迹数不胜数，包括龙门石窟、敦煌壁画、圆明园、故宫等，要么被毁，要么被盗，无数文物流落他乡。

　　更加讽刺的是，我们国家学者无从研究，想要了解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还要查阅外国文献典籍，这是莫大耻辱。

　　梁思成深感痛心，便下定决心，要研究属于中国自己的建筑，要完成中国自己的建筑史，而不是修复自己的东西，还要依靠外国人。

　　从他下定决心开始，他便将他全部的精力注入其中。1928年，梁思成回国，建立中国大学第一个建筑系。

　　一腔热血，断不能辜负。在他开设课程时，他便知晓，若要长久，必需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必集思广益，容乃百川，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核心。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好的理论也要结合实际。像爷爷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梁思成也深知其理。

　　所以他不局限在一处，不埋藏在书本之中，亲自前往各地文物古迹，亲自测绘，调查，记录。

　　在这条充满崎岖的路上，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妻同心，一同辞去大学职务。历经八年，夫妻二人踏遍祖国大约两百多个县城，实地考察古建筑达两千七百多处。

　　在那个充满硝烟的年代，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能有如此胆识与魄力，去完成这件事，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在那个年代，大多古建筑都在人烟罕见之处，所以他们长年累月在外奔波，食不果腹，风餐露宿，且常常碰到崎岖陡峭山路，行之艰难。

　　除此之外，还要时刻担心人身安全，当时土匪横行，军阀遍地，国家动荡，没有一处安生之地，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曝尸荒野，无法生还。

　　在她们考察龙门石窟时，就非常惊险。梁思成腿部本就有残缺，尚未恢复，再加上早年造成脊柱弯曲，在外常年奔波，更是伤上加伤，险些丧命。

　　中国各地天气变幻无常，酷暑严寒不断回环，常年面对如此极端的环境，对他们的心智充满打击。

　　梁思成考察龙门石窟时，就曾写道：“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后人享受着他们的成果，歌颂着他们的功德，却无一人考虑过他们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探查古建筑的路上，也是边寻找边探索。时刻观察有利的学术报告，为他们的路上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他看到一位日本学家发布的一篇报道，大概告诉一个位置有一座古建筑塔，时间大概是十一世纪。他在知道时无比兴奋，便立刻收拾行囊前往。

　　梁思成经历八年奔波的目的是为中国建筑史建立一个目录，记录其发展进程，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他致力于将中国建筑发展史的谜团解开，为中国日后建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1948年，梁思成成功了，他完成了《全国文物古建筑名录》的绘制，并在战争前夕交给了中国，为避免如今北京城的古建筑遭受炮火攻击，有效地保护北京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文物。

　　中国建筑有如今成就，离不开梁思成当年的努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保护前辈们拼尽一切为我们留下的珍宝。